目
录
一、习近平告诉你，我们的制度优势如何成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势
二、释放“中国之治”最强信号——解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关键词
三、一组数字看懂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
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
五、“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中国道路
六、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发至部门负责人）
七、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已发至部门负责人）
八、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已发至部门负责人）
一、习近平告诉你，我们的制度优势如何成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势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有力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坚定改革信心，提高改革效应，放大制度优势。
今年9月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出的一系列重要改革进行认真梳理，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的关系，搞好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配套，注重各项改革协调推进，使各项改革相得益彰，发生“化学反应”，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中国的重要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统筹谋划，注重解决体制性的深层次障碍，推出一系列重大体制改革，有效解决了一批结构性矛盾，很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注重克服机制性的梗阻问题，打通理顺了许多堵点难点，增强了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
“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16个字描绘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壮阔图景。
以广度、速度、深度、力度来考量，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举世瞩目，正在不断放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之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这是今年以来，五次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的部分文件。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领域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2013年11月12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
三个月之后，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又为“全面”定义：“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
六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40次中央深改组会议、10次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400多个重要改革文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举措相继推出，形成大潮奔涌之势。
2016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三批中央环保督察组相继进驻23个省区市，问责人数超过万人。
这场自上而下的环保风暴，源于中央深改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对于这份改革方案，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针对一些地方环境问题突出、重大环境事件频发、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力的状况，本不是当年改革任务的《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提前摆在了中央深改组的审议桌前。
环保督察机制的建立，促进改革措施的真正落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2013年到2017年，全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从3个增加到了99个。2018年，全国338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9.3%，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
蹄疾步稳，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改革的一贯要求。他强调，推进工作要实打实、硬碰硬，解决问题要雷厉风行、见底见效，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攻坚难度大、影响面广、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改革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新在全面，难在深化。
国企改革历来被视为 “硬骨头”。中央深改组成立后，新一轮国企改革向央企负责人薪酬开刀。2016年底，央企高管薪酬首次全面公开亮相，央企负责人薪酬比改革前总体有所下降。2018年5月11日，中央深改委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规定》，改革向纵深迈进。
户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2014年6月6日，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意见》。在中国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人口”户口身份识别被抹去，流动人口逐步开始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
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走向深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盘子，率先开展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压茬推进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有效解决了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实现我军组织架构历史性变革、力量体系革命性重塑。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我们要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2019年1月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2018年度十大反腐热词，“压倒性胜利”居于首位。持续高压反腐力度赢得了亿万群众的衷心拥护，厚植了党的执政根基。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习近平总书记以形象的比喻来强调狠抓改革的力度，强调改革必须取得实效。
在国务院扶贫办，存放着22个省区市党政一把手向中央签署的《脱贫攻坚责任书》。如此立下“脱贫军令状”，开新中国成立以来之先河。为保证“军令状”不放空炮，脱贫目标第一次纳入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为严防数字脱贫、弄虚作假，中央建立了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省际之间进行交叉考核，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独立评估。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语，将引领我们继续坚持改革创新，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来源：新华社 责任编辑：王树淼)
二、释放“中国之治”最强信号——解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31日闭幕。全会明确提出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权威专家，解析全会公报透露的重要信息。
关键词1——显著优势
全会强调，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等13个方面。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严书翰表示，这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是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次科学、系统、客观的全面总结，全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制度体系的优越性，也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国家制度结构和体系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这些显著优势，就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关键词2——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许耀桐表示，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生命力、巨大优越性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关键词3——人民当家作主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的社会，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历史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必然选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集中人民的智慧，凝聚人民的力量，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关键词4——依法治国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说，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同时强调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完善立法体制机制。这标志着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体系，将从宪法制度、立法制度、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制度和监督制度等方面不断完善。
关键词5——政府治理体系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马怀德说，行政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会强调要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通过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最终形成科学完善的政府治理体系，让政府更好承担起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
关键词6——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石建勋说，全会强调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性地位，明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同时强调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关键词7——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鸣表示，国家治理是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是国家治理的强大精神支撑，必须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对于保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意义重大。
关键词8——民生保障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石建勋说，改善民生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各地区发展水平仍有差异，脱贫攻坚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解决这些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亟需完善制度来保障。全会强调，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并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多个方面提出要求，必将推动民生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关键词9——社会治理共同体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马怀德表示，健全社会治理制度，才能使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更有保障。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党委领导的基础上强调民主协商，在法治保障的基础上强调科技支撑，同时明确提出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最终目标，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内涵。
关键词10——生态文明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魏一鸣说，全会体现了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目标、责任和利益，建立高度协同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创造一条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新型道路，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11——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专家认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无论军队建设内外环境如何变化、军队组织形态怎么调整，我们都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动摇，确保人民军队始终沿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奋勇前行。
关键词12——“一国两制”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专家表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公报展现了我们党坚决维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坚定决心，必将为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提供有力保障，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提供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
关键词13——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表示，和平外交政策日益成熟和定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我们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关键词14——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辛鸣表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高效有力的领导制度和行政体制，也离不开对权力运行的有效制约监督体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党确保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的关键之举。
（来源：新华社 编辑:房家梁）
三、一组数字看懂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1.审议一个重磅文件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对一系列重大活动的评价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极大振奋和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活动增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信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效明显；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各项工作胜利完成。
3.一个重要判断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4.制度优势：十三个“坚持”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
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
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
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
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
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
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著优势；
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
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5.一个总体目标
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
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6.未来部署：十三个“坚持和完善”
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具体内容包括：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7.人事方面的内容
全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马正武、马伟明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刘士余同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刘士余同志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来源：新华社）
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
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意味着职业教育有着与普通教育不同的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的目标是满足产业需求，为企业培养所需技术技能人才。因此，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与企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职业院校必须与企业对接、密切合作，形成校企共同参与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实现职业教育的目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围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不断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改革，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借鉴模仿，三段式教学开展技能型人才培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恢复经济，技术技能人才的缺乏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毛泽东在1951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上指出，“培养技术人员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之图”。周恩来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明确指示：“为了适应需要，可以创办中等技术学校。”1952年3月在《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中周恩来又表示，“我们的国家正在积极地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而大量地训练与培养中级和初级人才尤为当务之急”。由此，拉开了创办新中国职业教育的序幕。
我国职业教育初建之时，全面学习、参考了苏联中专教育经验和做法；翻译了大量的苏联中专专业教材，充实教学内容；聘请苏联专家指导创办中专学校，学习苏联中专管理的法规制度，使我国的中专学校很快走上轨道。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苏联十分重视职业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其基本原则是学校附近要有企业，如工厂矿山，规模要适当，一般不超过4个专业，专业的选择要与企业的需求相匹配。一则，学校的课程内容容易得到企业的指导，使之与企业要求相一致；二则，实现学生毕业后立刻能够就业。在教学上，移植了苏联的教学模式，实行三段式教学，即按顺序学习公共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以完成理论课学习。教育实践，包括教学实习、生产实习、毕业设计或实践。实践环节非常注重与生产实际的结合，强调到工厂现场。当时的中专普遍建立了校外生产实习（实践）基地，与企业紧密相连。
技工教育来源于苏联，以培养技术工人为目标，一般由企业举办。技校隶属于企业，培养方式完全按照企业的需求进行。学校以教学为中心，课堂教学与生产实习相结合，即在课堂上学习基本理论知识后，即到企业实习。
结合国情，与厂矿联系加强学生实践训练
随着学习苏联模式办学的深入，逐渐发现苏联职业教育的局限性。当时，苏联职业教育以技工教育为主，缺乏层次性、多样性；对教育、教学管理过分强调统一，缺乏灵活性；对专业划分过细，专业面过窄，影响就业适应性；过分强调以学科为中心，强调理论的完整性等。于是，中国走上根据自身情况和需求独立探索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主体并不是教育部门，而是各业务部门和相关企业单位。这种办学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各业务部门和相关企业的积极性，同时也为实现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创造了条件。部门行业的技术、现场实训、信息资源、资金安排、专业人员等可以顺利进入人才培养工作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职教人才培养模式。教学重视实践训练，要求学生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各部门的资源优势保证了职业教育为产业服务的实现。
此外，由劳动部主管，兴办了一批技工学校，以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为目标。1954年颁布的劳动部《关于技工学校暂行办法草案》中规定：“技工学校按产业管理部门分别设置，各产业管理部门应根据各该部门对于技工的需要设立技工学校，并按照国家批准的技工培养计划，培养其所需工种的技工。”产业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成为办学的主体，主导技工学校的运行。《暂行办法》中还规定：“技工学校，一般应有专用实习设备，凡属培养机械制造技工者，必须设有较为完善的实习工场。”“不属厂、矿直接领导的技工学校，应由其直属上级指定学校所在地区的一个具备适当条件的厂、矿企业与之固定联系，以便在教学和设备等方面，取得该厂、矿企业的指导与帮助。”技工学校培养技术和理论兼备的技工，所学课程比例如下：技术实习占50%—60%，技术理论、政治、文化、体育等课程共占40%—50%。各校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安排。
在实习中，学生不仅学习技能，在某种条件下还要担负一定的实际生产任务，这就使学生直接进入了真实的生产领域，具有了实际工作的体验，为日后进入企业顺利工作打下了基础。学生毕业后由主管产业部门负责统一分配。
半工半读，加强劳动教育培养生产技能
从1953年起，我国每年有上百万高小、上千万初中毕业生面临升学就业困难的问题。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需要大批有知识、有能力的合格劳动者。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教育形式——半工半读学校。
1958年1月毛泽东指示：“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1958年5月刘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建立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主张，“中国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制度和工厂农村劳动制度，即一种是全日制的学校制度和全日制的工厂、机关劳动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这一主张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拥护，校办工厂、厂办学校大量出现，半工半读学校结合各地不同情况更是形式多样。
半工半读教育虽然经历了曲曲折折，但在办学方面还是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值得借鉴。半工半读学校是一种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学校，其培养模式是理论学习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在劳动中巩固、运用所学专业知识，使学生了解了工厂、农村的生产实际，掌握了生产技能；劳动培养了学生对工农的感情，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和热爱劳动的态度。
产教融合，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职业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严重冲击，被迫停办。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国务院、教育部、劳动部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在“文革”中停办的中专、技校逐渐恢复，明确了职业教育的目标、任务，调整了管理体制，使职业教育重新走上正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企业经营模式被打破，国有企业制度发生了变化，政府和企业分离，企业被推向市场。以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公司制度为核心，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的新型企业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企业经营完全转向获取经济效益，不再承担办教育的任务，过去企业、业务部门主办的职业学校转交教育部门，与企业完全脱钩，计划经济下所形成的校企密切合作、共同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模式难以为继。失去企业的支撑，职业学校自身难以培养符合企业要求的、合格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发展遇到了“瓶颈”。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刻，同时也发现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秘诀——发展职业教育。这一情况引起政府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继1986年之后，1991年至2005年，先后召开了5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尤其是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会议，提出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要与企业紧密联系，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最后一年要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实训时间不少于半年；要建立企业接收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的制度。会议之后，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实践。至此，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的批示指出，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方向。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与之相呼应，2018年2月，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明确提出“为促进、规范、保障职业学校校企合作，发挥企业在实施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共同育人机制，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根本模式，是“根据企业工作岗位需求，开展学徒制合作，联合招收学员，按照工学结合模式，实行校企双主体育人”。2019年1月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再次明确提出，要厚植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社会环境，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入全面深化阶段。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已经有了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丰富实践经验和成果，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未来，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学校和企业的各种利益关系，完善相关体制机制，继续巩固和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服务。
（来源：2019-10-29 中国教育报）
五、“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中国道路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强则教育强，教育强则国家强。为了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中国方案。70年，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也探索出了一条培养路径更加科学、培养层次逐步提升、培养机构更加多元、内涵建设更加丰富的中国道路。70年，从职教师资的笼统称谓到“双师型”教师的专用名称，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道路越来越清晰，目标越来越明确，模式越来越先进，成效也越来越凸现。
培养路径更加清晰： 从校本培养到产教融合
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与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一样，都经历了从院校独立培养到产教融合共同培养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我国技工教育发展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1959年分别在天津、上海、沈阳和开封成立4所技工教育师范学校培养职教师资。在此后较长的时期里，职教师资的培养都以学校独立培养为主，很多是校本培养，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单一学校培养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越来越不能满足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需要。
职业教育要发展，师资培养与队伍建设模式必须改变，路径必须优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不论是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的“双师型”师范生培养还是职业院校教师的在职培训，都必须注重与企业合作，这不仅是我们学习德国等职业教育先进国家职教师资培养的既有成功做法，也是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长期探索并实践出来的宝贵经验。
2011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制度的意见》提出，“要不断优化职业教育师范生培养模式，加强与行业企业、职业学校的合作，强化企业实践和职业学校实习环节”“要积极探索建立职业院校新任教师到企业进行半年以上实践后上岗任教的制度”。2016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强调，“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含实习指导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5年必须累计不少于6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这些政策制度已成为我国“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指南。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职业教育工作的批示中指出，要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职业院校教师要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实践指导水平。总书记的批示和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70年来，我国职教师资无论是从“双师型”师范生的源头培养，还是职业院校的在职教师队伍建设，都已经从校本培养走上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条科学的道路。
培养层次逐步提升：从中专学历到专业硕士
随着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职业教育实现了从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向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的各层次有序发展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职业教育而言，我国重点建设和发展的是中等职业教育，职教师资培养主要是为中等职业学校输送教师，培养的层次也基本上是中专学历教师，1954年劳动部《关于技工学校暂行办法草案》规定，技工学校的技术理论教师，应由相当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以上程度的技术人员担任。直到1980年，教育部批准建立了金陵职业大学、江汉大学等13所职业大学，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才真正开始起步，对师资的要求也相应提高。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同时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并提出“要建立若干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有关大专院校、研究机构都要担负培训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任务，使专业师资有一个稳定的来源”。在1987年国家教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少数职业技术学校应届毕业生的暂行规定》中提出普通高等学校要开展职教师资的培养工作，1995年国家教委明确同意浙江大学、天津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始举办职教师资班，为职业院校培养师资。同样在1995年，国家教委印发《关于开展建设示范性职业大学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明确提出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要有1/3以上的“双师型”教师。这是“双师型”这一概念首次在国家政策文件中出现，此后“双师型”教师逐渐成为职业院校教师的专用名词，“双师型”师范生成为区别于普通教育师范生的专用名称，“双师型”师范生的培养也逐渐从为中等职业学校服务发展到为涵盖中高职各层次职业院校服务。
2011年，教育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双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的比例要达到50％，研究生层次教师比例要逐步提高。201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中增设“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全国有49所普通本科高校开始试点在加工制造类、交通运输类、信息技术类等18个方向开展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2018年，第一批职教教育硕士顺利毕业，掀开了我国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高层次“双师型”师范生人才培养工作新局面。至此，从新中国成立早期以4所技工教育师范学校为代表培养中专学历的职教师资开始，到独立技术师范院校培养本科层次的职教师资，再到专业学位研究生层次职教硕士“双师型”师范生培养，历经70年，我国“双师型”师范生培养体系完整建立。
培养机构更加多元：从院校主体到行企参与
长期以来，我国职教师资主要以独立设置的职技高师院校培养为主。继1959年国务院批准成立4所技工教育师范学校培养职教师资，1979年国务院又批准成立天津技工师范学院等4所独立设置的技工师范院校，以培养更多数量更高水平的职教师资。
因高等学校的调整和发展，各学校对自身发展定位和战略规划的不同，有的学校逐渐淡化或退出了职教师范生培养，也有学校加入了职教师范生培养序列。截至2019年，我国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类院校还有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等5所历史较长的职业技术师范类院校，以及2015年成立的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和2019年成立的广西职业师范学院、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由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仅依靠几所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无法满足中高等职业院校对“双师型”教师的需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直鼓励普通高校设置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或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加大“双师型”师范生培养规模和在职教师培训力度，以满足职业教育发展需要。而且，自1999年开始，教育部还陆续批准一些高校建立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并依托这些基地学校为职业院校培养培训“双师型”教师。目前，已建立了93个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这些基地学校正在为全国1418所高职院校、1.02万所中职学校培养培训“双师型”教师。201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49所普通本科高校开始培养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硕士，使得“双师型”师范生培养的质量和规模都得到大幅提升，较好地缓解了中高等职业院校对“双师型”教师的需求。
因产业和经济发展需要，行业企业也逐步加入到“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中来，行业企业作为职业教育供给侧的重要一方，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育人主体地位，不仅职业院校在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培养培训“双师型”教师的本科高校也在不断加强校企合作，尤其加重了教育实习和企业实践环节。因此，不论是职业院校在职教师的队伍建设还是“双师型”师范生的培养过程，行业企业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作用，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功能，逐渐成为多元化培养机构中的重要方面。
70年来，伴随着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层次与培养质量的提高，培养机构也在不断地调整和优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技工学校培养、留任，少量专科学校培养到鼓励本科高校成立专门性机构开展专业化培养，再发展到近年来行业企业以育人主体地位的深度参与，“双师型”教师队伍规模不断扩大，质量大幅提升。
内涵建设更加丰富：从双师个体到双师结构
70年来，围绕如何提升教师的双师素质以及如何构建专任教师与行业企业兼职教师组成的双师结构，教育主管部门和职业院校一直在不断探索。
1952年教育部在《中等技术学校暂行实施办法》中规定：“中等技术学校为有计划地培养技术课专任教师……得与企业或业务单位试行建立定期交流技术课教师和技术人员的制度。”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职教师资需具备实践指导能力的基本政策和国家态度。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可以请专业技师、能工巧匠来传授技艺”。1986年第一次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要“从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上选调有实践经验和一定文化程度的能工巧匠担任实习指导教师”。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提出，要“本着培养和培训、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原则，多渠道地解决职业技术教育的师资特别是技能教师来源问题”。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到企事业单位进行专业实践和考察，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广泛吸引和鼓励企事业单位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到职业学校担任专、兼职教师，提高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教师的比例。”
从1986年到2014年召开了7次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历次全国职业教育大会都对如何加强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指导意见。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地方政府也在努力探索，如湖北省教育厅先后于2007年、2011年出台了高职院校和中职学校的“楚天技能名师”教学岗位制度，“楚天技能名师”为学校流动教学岗位，实行聘任制，聘请行业企业技术能手到职业院校任教，“楚天技能名师”岗位的设立为行业企业技术人员走进职业院校提供了地方样本。
为了进一步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文实施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从“十一五”期间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到“十三五”期间的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已累计开展“双师型”教师国家级培训近12万人次，省级培训40余万人次，该计划为提升双师素质、改善双师结构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此期间，2006年启动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要求新进教师一般应具有2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且在3年建设期内，确保专任专业教师的双师素质比例达到90%以上。2010年启动的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项目要求“双师型”教师占专任专业课教师的80%以上。这些政策举措有力地推动了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2019年，教育部在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基础上，启动了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拟用3年时间打造360个高水平国家级团队，2019年第一批120个国家级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已开始立项建设。该项目旨在示范引领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鼓励整合校内外优质人才资源，选聘企业高级技术人员担任产业导师，推动职业院校组建校企合作、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师团队，为全面提高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师资支撑。70年来，“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内涵得到极大丰富，职业院校教师的个体“双师型”与群体“双师结构”的局面基本形成。
院校探索精彩纷呈：
从改革模式到创新机制，培养职教师资，院校探索从未停止。
1992年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率先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开始在全国首创“双证书一体化”模式，培养“专科+中级工”复合型职教师范生；1997年开始培养“本、专科+高级工”复合型职教师范生，随后又进行了“本科+技师”复合型职教师范生培养，2003年第一批10名“本科+技师”复合型职教师范生毕业，为全国高校如何培养高素质职教师范生树立了典型和示范。
职业院校教师需要同时具备职业性、技术性和师范性，为了加强“双师”和“三性”培养，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高校在培训时也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如河北师范大学为职业院校的参训教师提供专业实践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的“双技能训练”，加强校内外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和教育实习实践基地的“双基地建设”，全面提升参训教师的“双师”素质；山东理工大学把工学结合作为教师培训的切入点，通过将技术应用于实践，使参训教师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及技术技能。职业技术师范类院校和基地本科院校为“双师型”师范生培养和职业院校教师在职素质提高，在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教育教学改革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
职业院校也在努力探索“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力求打造出一支素质全面、基础扎实、技能娴熟，能够胜任专业理论教学和实践指导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如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合作企业共同设立“双向流动岗”，在学校设立“双师教学岗”，聘任企业能工巧匠、技术能手到校担任产业导师；在企业设立“双师生产岗”，选派专业教师到企业或实训基地锻炼提升，实现校企岗位互通、人员互聘，实现校企“双向互驻”和“双向流动”，建设了高水平、结构化、专兼结合教师团队。长沙汽车工业学校通过校本培训、企业培训、个人自修、院校进修等多种形式，构建了一支既是专业理论课教学骨干，又是技术能手的稳定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我国西部地区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模式改革和机制创新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可资借鉴和推广的经验，如贵州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坚持“高标准”严把“入职关”，实施“名师工程”严把“素质关”，构建“发展平台”严把“能力关”，实施“双师工程”严把“技能关”，开展“课堂改革”严把“质量关”等改革举措，涌现出“羊教授”“牛博士”“药专家”等一批“脚上有泥、手上有茧”、潜心忙碌在畜禽圈舍、田间地头、教室讲台、研究场所的“双师型”教师。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机制，通过专业教师实践锻炼工程、专业带头人培养选拔工程、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协同创新团队建设工程和师资队伍国际化成长工程等建设途径，建成了一支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如此等等，东、中、西部各地职业院校的探索精彩纷呈，为我国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提供了一个个鲜活的典型。
7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探索从未间断，伴随着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我们走出了一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中国道路”，取得了诸多支撑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中国经验”。
（来源：2019-10-29 中国教育报）
